这时，一位坐在前排、白发苍苍的索邦资深汉学家举手要求提问。主持人示意可以。

“陈博士，”老教授语气严肃，带着法兰西学术传统的矜持与质疑，“您的分析充满后殖民理论的色彩，也揭示了一些历史偏见。这值得我们反思。但您是否过于强调权力和意识形态的扭曲，而低估了汉学作为一种严肃语文学（Philologie）和实证研究所取得的客观知识积累？毕竟，正是通过几代汉学家的努力，华夏文明的典籍才得以被欧洲认知。您是否在解构的同时，也解构了跨文化理解本身的可能性？”

问题尖锐，直指核心。全场目光聚焦于陈思源。

陈思源微微颔首，表示尊重。“教授，您的问题非常关键。我绝非否定汉学家的辛勤工作和其中许多杰出的学术成就。事实上，我们‘文明复兴研究院’的许多工作，正是建立在包括西方汉学家在内的前辈学者的成果基础上，尤其是文献整理和翻译方面。”

他话锋一转：“然而，承认具体学者的贡献，不等于要全盘接受由特定时代语境所塑造的学科整体叙事框架和解码体系。我说的‘重构’，恰恰是为了更‘客观’的理解。当我们意识到滤镜的存在，才能更努力地去擦拭它，看清被过滤掉的光谱。”

他展示了一组新的图片，是“全球技术同源比较数据库”的界面截图，以及基于此生成的知识迁移图谱。“比如，传统汉学可能专注于翻译《天工开物》的文字，研究其在华夏科技史上的地位。但我们的‘重构’尝试追问：这本书的知识，何时、通过何种渠道、以何种形式流入了欧洲？它对欧洲同时期或稍晚的技术文献产生了何种具体影响？这种影响在后世的科技史叙事中是如何被表述或隐匿的？”

“又比如，”他继续举例，“关于‘夷夏之辨’的文本流变。传统汉学或许会翻译韩愈原文，并接受后世（尤其是元清时期）的注解。但我们的‘重构’要求进行精细的版本校勘和概念史梳理，揭示原文如何在权力干预下被系统性篡改，以及这种篡改如何服务于特定政治合法性的构建，进而又如何被近代以来的某些势力所利用。这不是否定语文学，而是将语文学与历史语境、权力分析更深刻地结合。”

“真正的跨文化理解，”陈思源总结道，目光扫过全场，“不应建立在一种文明对另一种文明单方面的‘解剖’、‘定义’和‘安置’之上。它应是一种平等的对视，一种对彼此历史复杂性的共同探寻，一种对知识流动多向性的坦诚承认。‘重构’汉学，不是要摧毁它，而是要剥离其诞生之初所沾染的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胎记，使其真正成为一种促进文明平等对话的桥梁，而非固化等级的知识权力工具。”

演讲结束，掌声并不算热烈，但持续了很久。提问环节变成了激烈的辩论场。支持者认为陈思源戳破了学术象牙塔的幻象；反对者指责其“政治化学术”、“解构一切”的危险倾向；更多人在深思。

在这场讲座通过网络部分流传出去的同时，赵海川的团队监测到，针对陈思源个人及“文明复兴研究院”的负面舆情攻击再度升级，并且开始出现对其“学术不端”、“利用研究煽动民族主义”的具体诬陷材料，传播源头隐蔽，但推送力度惊人。

另一边，柯林斯教授和勒克莱尔博士等人，在巨大的压力下，却加快了他们私下整理资料的速度。陈思源在索邦的演讲，像一把钥匙，触动了他们心中某些被封存已久的学术良知和对学科历史的隐忧。

解构的锋芒已然亮出，它不仅指向尘封的档案，更指向在场每一个听众心中那面或明或暗的文明认知之镜。